北京,年轻人的户口围城

又到一年校园招聘季,新的北京户口争夺战也随之打响。

今年的竞争更为激烈——在严控特大城市规模的方针下,应届生落户指标继续收缩,而与户口捆绑的福利,则没有脱钩的迹象,甚至有强化的趋势。

是要北京户口,还是理想的职业?许多年轻人的人生,在这道选择题下被割裂。有户口指标的单位,与年轻人希望实现职业理想的单位,常常并不一致。

陈林,25岁,清华大学2016届硕士生。为了一纸户口,放弃了自己梦想的产品经理岗位,与某机关报签下了六年合约。”如果想要在北京长期发展,拿户口的机会就只有这一次。”陈林告诉财新记者。

财新记者以及一些学者的调查都发现,近年,”先拿到户口再说”,愈发成为很多期望留京毕业生的选择。

“户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部分京城优秀毕业生的职业选择。随着户口指标愈加稀缺,有机会拿到户口者往往是毕业生中的精英。

然而,在新入职场者为户口挤破脑袋、焦头烂额的时候,许多已经顺利拿到户口的往届毕业生也在挣扎。低效率的工作环境、无可期待的职业前景、低于其市场价值的薪水困扰着他们。不少年轻人选择”拿到户口就跳槽”;与之相应,一些就业单位设置的”违约金”不断高涨。

中国已经推进市场化改革数十年,不过,在北京,”户口”制造的扭曲仍在继续。

为了户口

因为喜欢互联网行业,陈林想要留在”机会更好,资源也最多”的北京。在去年校招中,他拿到了包括百度、乐视在内多家互联网公司的录用聘书,并在其中一家公司开始见习。但在行将毕业时,他却突然选择去一家体制内的机关报工作。

“为了户口。”陈林直言不讳地对财新记者表示,”拿北京户口的机会只有这一次,别的都可以重新选择”。过去一年中,他投递了近200份简历,面试了几十家单位,只有这家机关报能保证给他户口。

雷跃,27岁,北京工商大学2015届硕士生,毕业前曾在一家世界500强的外企实习,上司允诺他转正机会。喜欢外企节奏的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一家央企上市子公司,同样是为了户口。

“一旦工作后,就要考虑买房、结婚、孩子教育,这些都是很现实的东西。”雷跃告诉财新记者,自己当时想的是,”一定要把户口拿到。为了这个户口浪费了什么机会,我先暂时不考虑了”。

袁潇,201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进入北京某事业单位负责人事工作,在工作中经常面对很多为户口而来的应届生。他观察到,求职季的”唯户口论”已在当下校招中愈演愈烈。

“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包括我当时也是。”袁潇补充说,在其单位,毕业生一旦拿到户口,通常会在两三年之内迅速跳槽。

过去几年,一边是教育、买房等日常需求与户口更深捆绑,一边则是不断紧缩的应届生落户指标。这让毕业生的焦虑不断膨胀。

2015年9月,时任北京市人社局副局长张祖德曾公开确认,2015年应届毕业生的引进指标不超过9000人,”2016年,只会少不会多”。而根据财新记者的采访,2016年,不少单位的应届生落户指标同比下降了约30%-40%。

一家中央部委旗下文化出版单位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其所在单位的落户名额削减了约40%,此后多次申请也没有增加。”按照往年的经验,我们本来是抱有一丝希望的。”这位负责人说。

一家著名IT企业北京研发所的人力资源员工也向财新记者透露,他们2016年落户指标被削减了三分之一。该单位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产业,每年招入上百名新人,只将户口分配给拥有博士学历的顶尖研发人才。

这些希望走过户口”独木桥”的毕业生,可选择的地方十分有限。

“进京指标多分配给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其次是高科技单位,最需要人才的非公经济,如民企和私企却几乎没有进京指标,所以指标分配一直’不均’。”2010年,北京海淀区人社局相关人士曾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今年8月发布的”2016年北京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及就业意愿调查”,60.3%的北京高校毕业生倾向于去往政府、事业单位以及大中型国企等体制内单位。

2014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文凯与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现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郭茜合作,调研了清华大学2014届毕业生的就业去向。结果发现,76.7%的清华毕业生进入了政府、国企和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单位。这类单位解决户口比例更高,超过93%,而民营与外企却分别只有45.5%与57.1%。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被披露的多起倒卖户口案中,都不乏北大、清华等名校学生的身影。

城内挣扎

雷跃当初应聘的岗位是”投资管理专员”,但是入职后发现这工作”跟投资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在讲究论资排辈的央企,作为新人的他,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内一直被安排大量文书工作,每天”基本上三小时就能完成”。

“我的提升很慢,接触的东西很有限,接触到的人也很少,我觉得做得没有意义。”公司要求每天八点半上班,但雷跃经常迟到,因为没有动力。

他对北京户口指标过于偏重国有部门很不满。在他看来,如果不是分配制度的明显偏向,他本可以选择更好的工作。雷跃说:”如果这些拥有户口的单位想要吸引毕业生长期服务,那么他们需要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纸户口。”

陈林,进入机关报后,主要工作是编稿、排版。喜欢研究技术的他觉得”超级无聊”。

作为一名体制内的人事负责人,袁潇每年都会目睹无数”985″高校的硕士,甚至常春藤名校的”海归”,对提供户口的岗位蜂拥而来。他坦诚,这些工作”差不多有一半都是那种高中生、大专生就能做的”。

“这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对整个社会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健康的事。”袁潇说。

薪水,则是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另一大纠结。

在结束见习前,陈林曾无意间瞟到了自己转正后的工资,月薪1.6万元,瞬间觉得有点心疼。

“不想说,说多了都是泪。”陈林说,这比他在机关报的待遇高很多。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忍痛放弃了。

而在事业单位的袁潇,虽然拥有北京户口,但也常年拿着5000-6000元的月薪,远低于北大毕业生在京平均水平,这也让他觉得买房定居希望渺茫。

“为了顺利落户,一些毕业生以较低的起薪作为代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马莉萍曾在研究中透露,提供进京指标的单位多为国企、机关和事业单位,进入这些单位的毕业生往往以收入的损失来换取北京户口。

孙文凯与郭茜针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调研也证实了这一点:有50%的学生对工作的起薪不满意,落户北京的学生对起薪的不满意度更高,达60%以上。

走还是留

在马莉萍的研究中,落户北京的毕业生有着几大共性:男性占优,成绩在前25%,硕士学历,北京院校的毕业生,呈现出一定的”精英化”特征。

“户口精英化趋势确实比较明显。”郭茜和孙文凯发现,学历高低愈发成为能否拿到户口的一个关键因素。”本科生很难拿,清华也不例外。我们调查了一两百个清华的同学,本科生基本上都没拿到户口,最后回老家去了。”

作为”精英”劳动力,当他们对提供了户口的工作不满意时,想要自由流动的难度却很大–单位在提供户口的同时,通常也会设置一定的服务年限与违约金条款。

陈林与单位签约了一份协议:他必须在单位服务六年,否则就得赔偿违约金20万元,”少一天都是20万”。

签合同时,单位领导告诉他,这是人社部的规定,为了防止毕业生拿了户口就走。他当场签了字,但领导却将那惟一的一份纸面协议当即收走。

前述中央部委旗下文化出版单位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其单位服务期限为五年,违约金为25万元,每年递减5万元。

然而,根据现行《劳动合同法》,类似条款并无法律效力。该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规定,除了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或因涉密而约定竞业限制协议之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雷跃曾供职的央企,则正是利用了这两条,以”专项培训费用”的名义与之签订了三年服务协议,违约金5万元。但此后,单位没有给他提供任何培训机会。

不过,九个月后,雷跃终究还是忍受不了单位的低效率。办下户口的他选择支付5万元违约金离职,跳到自己向往的民企。

毛彤,2013年硕士毕业后进入了某军工研究所,包吃包住,还有户口。但他说,这两年其单位离职率越来越高,呈现”不可逆”的趋势。

“作为一个有户口的新北京人,你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买房。”他于去年7月份在北京房山区买房,90平方米总价200余万元,首付60万元,每月加上公积金要还7000元。如今,他每花一笔钱都会记账,尽量将每月开销控制在1500元内,包括不能变现的餐补。

即使这样,他每月所能攒下的钱也少得可怜。毛彤说:”很难想像自己这种状态如何去交女朋友。”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岳昌君观察到,在诸如研究机构等单位,越来越多的男性会为了解决经济压力选择离开,流动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些单位女性的比例越来越多。

双重扭曲

据雷跃了解,其单位员工拿到户口后的离职率在70%左右。他辞职时,人力资源经理对他说,其行为”会影响他们往后的户口指标”。

他也自嘲自己是”投机取巧”。”没办法,我通过正常的、不投机取巧的途径拿不到户口。按照目前的户口分配政策,我就只能投机取巧了。”

在岳昌君看来,北京现行户籍政策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助长了求职者的道德风险。”期望留京的毕业生有一些人会选择可以确保解决户口的单位,等拿到户口就跳槽。”岳昌君对财新记者说。

求职者和手握户口指标的用人单位之间的博弈还在继续。一些用人单位试图通过提高违约金,增加自己手中的砝码。财新记者了解到,一家国家部委旗下的事业单位,2016年就将违约金从10万元调到了20万元。然而,在一些学者看来,部分在市场上竞争力较低的国有部门凭借户口指标吸纳人才,本身是资源配置扭曲。

“户口确实会帮助国有部门吸引资源和人才,但问题是一些国有部门本身的生产力较为有限,靠户口吸引的人才未必能发挥其真正价值。”孙文凯对财新记者说。

离职后的雷跃跳到了一家民企,薪资翻倍,开始了另一种节奏的生活。

公司要求九点半上班、五点半下班。他每天九点前就到,晚上七点后才离开。”主要是这份工作对我很有意义,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其次,我在这儿有一份付出,马上就有回报。”雷跃说。

不少朋友羡慕他,仅用了九个月就完成了”拿户口、再跳槽”的留京毕业生标准规划。但现在,他越来越觉得那九个月”浪费得有点可惜”。

雷跃说,体制外的大企业都有一套完善的毕业生培训体系,但他已经错过了,”失去的东西很多”。

跳槽涨了薪资之后,雷跃打算近期买房置业,”争取尽快将集体户口迁出去”,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北京人。

袁潇是独生子女,工作三年后,他在9月选择辞职、放弃北京户口,回到自己地处西南的家乡。疯涨的房价,是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重要原因。

他说,如果依靠自己在事业单位5000-6000元的月薪,外加工薪阶层的父母出资在京买房,那么未来几十年的生活质量,”不会有任何改善的可能”。

刚刚毕业的陈林,暂时没有跳槽打算。他的户口还在办理中,仍需等待至少一年。目前,他的生活重心在于提升自己,虽然有20万元违约金,他也在为以后跳槽做准备。

陈林害怕在机关报的日子耽误了自己专业技能的提升。他每天下班后,继续研究各种编程语言,以跟上日新月异的IT行业。”很担心,所以只有利用业余时间充电,尽量不要让自己落后太多。”

“我肯定不会待满六年,但具体能待多久我也不确定。”他告诉财新记者。

还有一些人,最终留在了原单位。

雷跃有些很熟悉的朋友,为了户口而进入现在的单位,最后习惯了当中的节奏,没有跳出来。”可能人习惯了之后,想法也会有变化”。(文中毕业生皆为化名)

来源:财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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